正是有關部門“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思維,才造成了目前本市蔬菜運輸?shù)囊淮髞y象;造成了蔬菜價格以“最后一公里加價五成”的方式瘋漲,直至把交通違章罰款都算在消費者身上。
北京市場上買到的土豆,居然是先從內蒙古運到山東,然后再從山東發(fā)到北京的,繞道800公里。所為何來?謎底原來是:不單因為山東是大的蔬菜集散地,菜賣得比較快,更重要的,是返程時能配送其他高價菜再運到北京賣;至于這些土豆因“旅行”所產生的成本最終攤到誰身上,您掂量一下手里的土豆,再看看土豆的價格,就明白了。
蔬菜繞道必然要增加成本,但由此就譴責蔬菜的經(jīng)銷商向消費者轉嫁成本,顯然也有欠公允。經(jīng)銷商們的“算計”,其實恰恰道出了目前在蔬菜運輸過程中的種種不規(guī)范的現(xiàn)象,比如“綠色通道”的似有還無;再比如各地對超載規(guī)定的標準不一讓司機無所適從等。再深入一點分析,這無疑也是我國現(xiàn)有蔬菜產地布局不合理,農產品物流規(guī)劃不到位,包括農產品運輸過分依賴公路等矛盾的直接反映。
蔬菜價格漲漲跌跌,毛八分的看似問題不大,卻直接關系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從媒體的報道中不難發(fā)現(xiàn),從目前蔬菜生產基地的規(guī)劃布局,到對現(xiàn)有基地的“維持保護”,都難見各級地方政府的支持與保護;反之,倒是因為土地開發(fā)所帶來的經(jīng)濟利益,大都開出減免“新菜地開發(fā)建設基金”等優(yōu)惠條件,而一任蔬菜種植面積大幅度減少。僅以北京為例,過去主要為北京市民供菜的石景山、朝陽、豐臺等地的菜地面積已從17萬畝縮減至1萬畝以下,不足原來的十分之一。這種“向錢看”的思維,顯然與總書記關于“群眾生活無小事”的講話相悖。而解決這一問題,不僅需要各級部門重新對百姓“菜籃子”的問題加以重視,同時更需要與時俱進,審視當下圍繞“菜籃子”問題所引發(fā)的一些新問題:比如交通堵塞,再比如種菜勞動力不足,許多新生代農民不愿種菜等因素。這些問題在政策上應予以統(tǒng)籌安排。
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北京最大的蔬菜批發(fā)市場——新發(fā)地,在163家配送中心中,幾百輛負責配送蔬菜的面包車,居然沒有一輛具備合法的身份。這實際上意味著,涵蓋了北京市內大部分市場、機關單位、大專院校、幼兒園等每天的蔬菜供應,事實上是由幾百輛“黑車”組成的。我就不相信,面對這種持續(xù)多年的現(xiàn)象,有關部門就沒有一點覺察。而我相信的則是,正是有關部門“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思維,才造成了目前本市蔬菜運輸?shù)囊淮髞y象;造成了蔬菜價格以“最后一公里加價五成”的方式瘋漲,直至把交通違章罰款都算在消費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