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中國建立了共和制度，現(xiàn)代資本主義經(jīng)濟得到發(fā)展，西方先進的教育制度代替了中國落后的教育制度，現(xiàn)代科學的各個門類都建立起來了。人們的社會意識、社會心理、宗教禮俗、生活習俗及至思維方式都發(fā)生了進步的變化。
辛亥革命時期的留學生為中國社會的全面進步起著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科學、教育、外交、文藝幾個領域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留學生是近代中國科學技術的奠基者
真正將西方科學整體性面目介紹到中國來，并使之在中國土地上生根的，是近代中國的留學生。他們不僅將西方科學首次完整地移植到中國來，而且身為之倡，他們成為中國近代科學的奠基人，這是留學生貢獻最大的一個領域。
留學生回國后，將西方各門科學移植到中國來，打破了數(shù)千年來經(jīng)、史、子、集等獨占學壇的局面，這些新興學科在中國的創(chuàng)始人和早期的學術骨干絕大多數(shù)是留學生。
地質(zhì)學：地質(zhì)學是較早移入中國的學科。這門學科的奠基人是章鴻釗（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地質(zhì)系）、丁文江（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地質(zhì)學博士）、翁文灝（比利時羅汶大學理學博士）、李四光（英國伯明翰大學碩士）。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實業(yè)部礦務司下設地質(zhì)科，由章鴻釗擔任科長。1913年，丁文江又創(chuàng)辦地質(zhì)研究所，并任所長。丁文江聘請翁文灝為專任講師，培養(yǎng)了葉良輔、謝家榮、朱庭祜、李學清、王竹泉、譚錫疇等等一批地質(zhì)學人才，他們中有許多人后來成為中外聞名的地質(zhì)學家，活躍在中國地質(zhì)學界，是中國地質(zhì)科學各分支領域的開拓者。1918年，北京大學首先設立地質(zhì)系，留美學生可杰任第一任系主任，李四光應聘擔任該系副教授、教授。1922年1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國地質(zhì)學會，選舉章鴻釗擔任會長，翁文灝、李四光為副會長。
近現(xiàn)代數(shù)學：在中國系統(tǒng)而深入地研究近現(xiàn)代數(shù)學的，也是留學生。他們學成回國后，創(chuàng)辦數(shù)學研究機構和刊物，培養(yǎng)數(shù)學人才，逐步形成了中國數(shù)學研究的骨干隊伍。留學生中，最早學習數(shù)學的當推馮祖荀（留日）、鄭之蕃（留美）、胡明復（留美）、姜立夫（留美）等，胡明復和姜立夫在美國獲得數(shù)學博士學位�；貒螅鲝驮谏虾４笸髮W、姜立夫在南開大學創(chuàng)立數(shù)學系，為建立中國的數(shù)學研究隊伍作出了貢獻。之后，熊慶來（法國國家理科博士）、陳建功（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理學博士）、華羅庚（英國劍橋大學）、許寶（倫敦大學哲學博士）、陳省身（德國漢堡大學科學博士）、蘇步青（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理學博士）、江澤涵（留美）、吳文俊（留法）等一批留學生相繼回國，成為中國近現(xiàn)代數(shù)學的最杰出人才。他們通過教學和科研，培養(yǎng)了大批學生，使中國的數(shù)學研究隊伍迅速擴大。到20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近現(xiàn)代數(shù)學研究開始成熟，有些成果并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
物理學：中國人對物理學進行深入研究，是從20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的。1928年國立中央研究院于上海設立物理研究所，1929年，在北平研究院也設立物理研究所。與此同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范大學、中央大學、南開大學、北洋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等20多所大學也相繼設立了物理系，除了進行物理教學外，還開展物理研究。193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國物理學會。從1932年至1950年，歷任會長的是李書華（法國巴黎大學理學博士）、葉企孫（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吳有訓（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嚴濟慈（法國巴黎大學理學博士）、周培源（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
化學：1907年12月，留學歐洲的7位中國學生發(fā)起成立中國化學會歐洲支會，選舉了會長、書記、會員，發(fā)展會員，開展了一些活動。1922年9月，留學美國的莊長恭等人發(fā)起成立中華化學會，1925年5月，選舉了中華化學會理事會，首任會長王箴（美國密執(zhí)安大學）。1932年8月，在南京成立了全國性的中國化學會，推選陳裕光為首屆會長。從1932年至1949年，中國化學會的歷任會長是陳裕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曾昭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化學博士）、吳承洛（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張洪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范旭東（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都是留學生出身。
生物學：我國生物學的奠基人是留美學生秉志（美國康耐爾哲學博士）、胡先（美國哈佛大學科學博士）、錢崇澍（美國伊利諾大學學士、康耐爾大學碩士）等人。1922年，秉志與胡先、錢崇澍等發(fā)起，在南京成立了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由秉志任第一任所長。該所主辦了《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叢刊》。1928年，北平建立了靜生生物調(diào)查所，秉志任所長。秉志、胡先、殷宏章（美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張景鉞（美利茲大學博士）、童第周（比利時比京大學物理學博士）、陳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貝時璋（德國士濱根大學博士）等有突出成就的生物學家都是留學生出身。
社會科學：將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歷史學、哲學等各門學科移植到中國來的，也是留學生。以哲學為例，一批留學生將西方哲學的各個流派介紹到中國來，胡適宣揚杜威的實驗主義，張君勱、張東蓀宣傳德國柏格森學說，陳大齊、馮友蘭、金岳霖等人宣傳新實在論。在輸入西方哲學思潮的同時，西方哲學的一套嚴密的思維方法也隨之引入，并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相整合。此外，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也是以留學生為媒介進行的。最早在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上是一批留日學生，隨后留法、留蘇學生對宣傳馬克思主義也作出了很大貢獻。在社會學方面，據(jù)1947年12月的調(diào)查，全國144名社會學教授、副教授和講師中，有10名美國人，其余134名中國教師中，有107名是留學生出身。
留學生是近代收回主權外交活動的主持者
留學生熟悉國外情況，熟悉外國語言，西方制度也慣常把外交、軍事獨立起來，稱職業(yè)外交官和職業(yè)軍人，他們較少受政府內(nèi)閣更迭影響，以保持外交政策的連續(xù)性。事實上，清末留美幼童回國后，很快在外交領域嶄露頭角。到民國時期，留學生出身的外交官成為外交隊伍的主體，在外交方面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
清末的100名留美幼童回國后，從事外交行政工作的有24名，其中領事、代辦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長、公使2人，外交總長1人，內(nèi)閣總理1人。梁敦彥、梁如浩、唐紹儀是他們中的佼佼者。1904年，唐紹儀擔任駐英公使，赴印度加爾各答和英方代表就《拉薩條約》進行談判。在談判中，唐紹儀堅持中國在西藏的主權，迫使英國政府作出“讓步”，部分地挽回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成立內(nèi)閣，梁敦彥出任外務大臣，留學生出身的外交官第一次成為外交最高主官。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后，留學歐美、日本的留學生先后歸國，服務于外交界。據(jù)1935年出版的《中國外交年鑒》中的《現(xiàn)任重要外交官及領事官》記載，在外交部86名重要職員中，留學生出身的有73人，占84．88％。從1912年起，正式擔任過外交總長的有王寵惠、陸征祥、梁如浩、孫寶琦、曹汝霖、唐紹儀、陳錦濤、伍廷芳、汪大燮、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沈瑞麟、胡惟德、施肇基。除陸征祥、孫寶琦、汪大燮、沈瑞麟等少數(shù)幾人外，其余全是留學生出身。民國時期一批享有盛譽的職業(yè)外交家，如顧維鈞、顏惠慶、王正廷、施肇基，全是留美學生出身。
留學生出身的外交家深受西方思想影響，他們大多具有愛心，在外交工作中為爭取民族獨立和收回部分主權作了很大努力。
在1919年召開的巴黎和會上，顧維鈞據(jù)理力爭，駁斥日本代表的無理要求，獲得各方面廣泛的同情和贊揚。顧維鈞也因此一舉成名。
1920年8月，顏惠慶出任外交總長后，首先取消對帝俄之承認，停止對帝俄支付庚子賠款，同時派人接收了天津、漢口和在華俄人的治外法權。蘇維埃政府為此聲明表示滿意，并希望互派代表建立外交關系。1921年5月20日，顏惠慶主持簽訂中德復交條約，廢止戰(zhàn)前德國在華一切特權，并以巨款賠償我國參戰(zhàn)損失，這是民國以來第一次簽訂平等條約。同年7月在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提出關稅自主、交還山東、取消“二十一條”等八項要求。3位留學生出身的外交官，在會上義正辭嚴，據(jù)理力爭，在會下則進行廣泛交往折沖，爭得不少同情，孤立了日本。盡管這次會議取得的成果不多，但它終究是一次維護主權的外交勝利。
留學生是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傳播者
首先，留學生是西方近代化教育思想的主要傳播者。
清末和民國時期影響較大的教育思想有軍國民教育思想、實利主義教育思想、義務教育思想、平民主義教育思想，這些西方的教育思想大多是以留學生為媒介傳播到中國來的。以平民主義教育思想為例，最早鼓吹平民教育的是章太炎、李大釗等人。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東京創(chuàng)辦《教育今語雜志》，他提出辦刊宗旨之一是“提倡平民普及教育”。辛亥革命后，要求民主的呼聲日高，平民教育思想也隨之更多受到重視。李大釗于1919年2月發(fā)表《勞動教育》一文，主張廣泛設立勞工補習教育機關，給工人以知識教育。接著，胡適、蔣夢麟、晏陽初、傅葆琛等一批留美學生回國，也加入了鼓吹平民主義教育思想的行列。1919年9月，《教育雜志》出版專號，刊登了數(shù)篇留美學生撰寫的有關平民主義教育的文章。他們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軍國民教育曾使日本一戰(zhàn)而敗中國，再戰(zhàn)而敗俄國。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實行軍國民教育的德國卻敗于平民主義教育的美國及協(xié)約國。由此可見，軍國民教育已不適于世界潮流，因而提倡平民主義教育。
在中國提倡平民主義教育，且身體力行的是留美學生晏陽初、陶行知、陳鶴琴等人。他們分別畢業(yè)于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
其次，留學生是新式教育師資的主要來源�？婆e制度廢除后，知識分子走出了“學而優(yōu)則仕”的獨木橋，就業(yè)選擇趨向多元化。不過清末和民國時期，中國的生產(chǎn)力非常低下，產(chǎn)業(yè)不發(fā)達科學文化事業(yè)也很落后，這在客觀上又制約了知識分子的就業(yè)選擇的范圍。留學生回國后，就業(yè)的主要是從政或教書。尤其教育界是留學生最集中的地方，“高等教育界之人員十分之九以上（據(jù)民國十四年東南大學、北京師大同學錄）為留學生……高等以上學校之科學教師，更無非留學生，現(xiàn)在國內(nèi)學�？茖W教師、科學用品與科學教科書者，亦莫不由留學生間接直接傳衍而來�！�
另有人對1935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名人錄》進行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在該書收錄的 1103位教育界名人中，留學生出身的多達 904人，占 82％。其中留美學生又占了 51％。中國近現(xiàn)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中，十有八九均是留學生出身。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留學生確實是中國高等教育的主體力量。
留學生是近代中國文學革命的發(fā)動者
留學生是中國近代文學革命的發(fā)動者。首先，留日學生在大量翻譯日文書籍的過程中，大量輸入日本語詞匯，從而豐富了漢語詞匯。本來，日本的漢字，都是從中國一點一畫地學過去的。但日本人在學習漢語過程中，借用漢字創(chuàng)造了許多新語。例如“文學”一詞，是日本人借用中國成語“文章博學”的字匯而創(chuàng)造的用來代表英語所謂“l(fā)iterature”的意義�，F(xiàn)在“文學”一詞已融入中文。日本自近代以來，大量翻譯西方書籍以輸入西方文化。他們遇到難以表述的西方新事物新思想時，就組合不同的漢字來制作新語。例如以“哲學”表 philosophy，“說明”表 explanation，“斷交”表 rupture等。上述新詞匯，雖然都是由漢字薈萃而成，卻非傳統(tǒng)中國語文所固有的。據(jù)學者研究，來自日語的現(xiàn)代漢語詞匯多達800多個。如“一元論”、“二重奏”、“反革命”、“共產(chǎn)主義”等都是。這些現(xiàn)代漢語外來語都是通過留日學生引入進來的。這些外來語的引入，對中國的文章體裁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是現(xiàn)代漢語詞匯中外來詞的主要來源之一。
如果說留日學生的貢獻是輸入日語詞匯，那么留美學生的貢獻則是發(fā)動文學革命。這場文學革命的先驅(qū)是胡適等留美學生。1917年1月，胡適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主張改良文學須從八事入手，這篇文章被稱為“文學革命的第一次正式宣言書”，接著陳獨秀于2月份發(fā)表《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幟。
留學生不僅是文學革命的發(fā)動者，而且在早期文學家中處于執(zhí)牛耳的地位。列舉一部分：
留日：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田漢、張資平鄭伯奇、夏衍、歐陽予倩、豐子愷、穆木天、馮乃超、朱鏡我、胡風周揚等。
留美：胡適、陳衡哲、冰心、梁實秋、聞一多、林語堂（美、德）朱湘、徐志摩（美、英）、許地山（美、英）、洪深、熊佛西等。
留歐：戴望舒（法）、李劼人（法）、巴金（法）、李金發(fā)（法）、艾青（法）、王獨清（法）、老舍（英）、朱自清（英）、丁西林（英）、錢鐘書（英、法）、劉半農(nóng)（英、法）、宗白華（德）、馮至（德）、聶紺弩（蘇）、韋素園（蘇）、曹靖華（蘇）、蔣光慈（蘇）、李健吾（法）、梁宗岱（法）、朱光潛（英）。
出身不同國度的留學生，將各個國家的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想，如寫實主義、浪漫主義、新寫實主義等，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使中國文壇出現(xiàn)了不同的流派和風格。
除了以上幾個領域以外，留學生在中國近代政治、軍事、經(jīng)濟上也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辛亥革命以來，在留學生當中既出了幾代革命領袖，也出現(xiàn)過擁兵作亂的軍閥，既產(chǎn)生了許多愛國的實業(yè)家，也產(chǎn)生過賣國求榮的漢奸。但是總的看來，絕大多數(shù)人還是那些為祖國近代的事業(yè)而獻身的人，他們當中有的成了思想家、學者、科學家和教育家，同樣的，更多的還是那些幾十年如一日終其一生而默默耕耘的人。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劉志強 副教授 王瑞華）《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1年10月15日第六版)
（來源：人民網(wǎng)）
編輯：齊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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