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合理化何以消彌“價值觀困惑”

　　無論是“文化立國”的愿景，還是“文化再造”的呼吁，如此戰(zhàn)略性命題，我看到的更多是工具理性的斑駁陸離。經濟崛起背后的文化認同，政治共識催促的文化改革，這些確實重要，然而如何真正實現(xiàn)文化內在與外在兩個層面的多元融合，維持文化合理化程序的暢通等顯得更為緊迫。

　　馬克思主義價值體系要“中國化”，明顯體現(xiàn)出文化價值本身，并不具有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眼中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而“受制于生活世界在具體文化中的視界”。因為兩種不同且不具有共同語言的文化體系要實現(xiàn)交融，成為“規(guī)范共識”，不得不解決好無共同語境的文化之間的外在融合關系。一則顯例是，一直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占據主導的儒家文化，不斷吸收道家等其他文化的“合理因子”，進而在形式有了某種普遍性效果。

　　回到中共近期召開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所提出的“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這一主題上來，所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語境的前提必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全幅武裝。當然，馬克思主義本身一直就面臨著如何中國化的問題。這一價值領域中的沖突或困境如何化解，就取決于以政治認同為取向的文化系統(tǒng)的合理化過程。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價值的移植國內，成為了一種文化預設，或國內文化價值融合的主流，這自然不可質疑。

　　吊詭的是，另一方面當我們以難得的“文化自信”（抑或是“文化自負”？），向世界宣揚傳播中華傳統(tǒng)文化時，孔子成為了代言人（當然曾有某位商家的惡搞，孔子也曾穿過西服），在全世界建造“孔子學院”，這當然不是意味著孔子這一象征能代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而是在世界視閥中孔子更為知名，這得益于中國封建社會統(tǒng)治者的極力鼓吹。那么，所謂“文化再造”、“文化崛起”，烙上了過多的策略意識或工具理性。

　　從一定意義上說，合理化過程會表現(xiàn)出一些工具行為或策略行為，但這些因素的色彩過于濃烈，自然有其內在機理。最主要的癥結或許就是文化自覺并沒有真正的內化，僅僅過多停留在將一種文化與另一文化領域的群體發(fā)生關聯(lián)，并非找到文化個體之間的內在融合路徑，或沒有給予機制保障，未能真正發(fā)揮體現(xiàn)于個體的文化影響力，因此便無法消彌世界觀解中心化過程中的特定群體所面臨的“價值觀困惑”。

　　文化的多元融合，與兩個以上個體之間實現(xiàn)理性溝通的方式基本相似。按著哈貝馬斯區(qū)別于盧曼“系統(tǒng)理性”的“交往理性”概念，話題的參與者之間實現(xiàn)理性溝通，必需在“客觀世界”、“社會世界”與“主觀世界”三個世界或層次上發(fā)生聯(lián)系，做更多的認識區(qū)分。或者說原本持不同異議的價值群體之間，有必要首先形成達成共識的“前理解”或語境，建構起共通的生活世界。在哈貝馬斯看來，這一程序過程中命題的真實性、規(guī)范的正確性，或主體的真誠性及本真性等，構成了普遍的有效性要求。這一過程實際上就是文化的內在融合，更是文化向外發(fā)力的邏輯起點。

　　誠然，“文化再造”或合理化過程背后的現(xiàn)實意義，無疑是中國社會轉型向縱深方向推進后，急需更有凝聚力的文化認同感。政界學界甚至民間思想界，如此帶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復蘇意識，而聚焦于文化命題，凸顯出高度的“文化自覺”。雖然向外展示難得的“文化優(yōu)越”，外在的持續(xù)推廣必不可少，但更需要的是根植于內部或注重文化，文化融合過程重構內在關聯(lián)，如此才能真正在文化合理化過程中消彌“價值觀困惑”或走出工具理性的范疇，以此真正激活文化生命力，擴大文化聲音的分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