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在監(jiān)服刑的陳水扁應當如何處遇,一直議論紛紜。臺灣《聯(lián)合報》9日發(fā)表社論指出,性格決定命運。陳水扁堅不認罪悔過,造成了“特赦”的僵局。陳水扁愈不認錯道歉,拖得愈久,自己就愈加回不去了;而陳水扁既已決定不回頭道歉認錯,又如何出現(xiàn)“特赦”的空間?此一惡性循環(huán),已然存在。
社論摘編如下:
對在監(jiān)服刑的陳水扁應當如何處遇,一直議論紛紜。我們認為:或許可行的辦法,是在諸案定讞后,由臺灣地區(qū)領導人給予“特赦”。但必要的前提是:陳水扁必須真誠地向民眾認罪悔罪并道歉。
“特赦”是臺灣地區(qū)領導人的特權,但臺灣地區(qū)領導人不可做“大獨裁者”或“寡人”;臺灣地區(qū)領導人在行使“特赦”時,仍必須衡量正義原則,及照應民眾感情,不可一意孤行。
“我不認罪,我要‘特赦’”,這是陳水扁及其支持者一開始就誤采的戰(zhàn)略;但這種“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容天下人負我”的姿態(tài),卻使陳水扁將自己陷入墻角。這樣的僵持,使得“特赦”失去空間;因為,要馬英九“特赦”堅不認罪悔過道歉的陳水扁,這無疑是強人之所難,也必不能獲得多數民眾的同意。
性格決定命運。陳水扁堅不認罪悔過,造成了“特赦”的僵局。陳水扁愈不認錯道歉,拖得愈久,自己就愈加回不去了;而陳水扁既已決定不回頭道歉認錯,又如何出現(xiàn)“特赦”的空間?此一惡性循環(huán),已然存在。
等到陳水扁方面發(fā)現(xiàn)“不認罪”與“要特赦”之間有矛盾抵觸,于是又改圖“保外就醫(yī)”等路徑;另如星云大師的人道關懷者主張,則已超出了現(xiàn)行法律的規(guī)制。
于是,出現(xiàn)了兩種觀點。一種認為,陳水扁“畢竟曾任8年臺灣地區(qū)領導人”,應當優(yōu)遇;另一種則主張“領導人犯法與庶民同刑”。其實,自陳水扁入所入監(jiān)以來,民眾及司法監(jiān)所當局一直就在尋找上述兩種觀點的平衡;而在大方向上,是朝向如果改善了受刑人陳水扁的處遇,即應一體改善全體受刑人的處遇。例如,回應陳水扁的要求,提供靠背分離式桌椅,其他受刑人一體適用;又為回應陳水扁,放寬提供熱水浴的標準,其他受刑人也一體適用;陳水扁出庭不上銬,也研議調整上銬的規(guī)范。我們認為,這是對兩種觀點的兼籌并顧,且是在法治社會具有向上及正面意義的應對方式。
陳水扁“畢竟曾任8年臺灣地區(qū)領導人”,監(jiān)所為了容置這位“超級受刑人”,其戒慎恐懼、唯恐不周之心情可以想見。法律規(guī)定的受刑人權益,陳水扁一樣不會少;而情理可容通的人道處置,陳水扁以“前臺灣地區(qū)領導人”的身份也只會比別人多。囚房1.3坪,其實是一律的規(guī)格;是否獨居,是否下工場,悉聽陳水扁之意愿。關于陳水扁之健康,則已戒護就醫(yī)4次,并在臺大醫(yī)師柯文哲見證下,證實攝護腺內為血塊,非腫瘤;至于是否“保外就醫(yī)”,亦是法律上設置的機制,唯“前臺灣地區(qū)領導人”與“一般庶民”,亦應在同一標準下一體適用,不宜脫法違法而行。
我們始終認為,“扁案”的主體是在“罪”,而不在“刑”。同理,陳水扁對臺灣社會的虧欠,也不只是他的貪腐罪行,而更在他的堅不認罪悔罪道歉。我們相信:一般民眾認為,陳水扁的認罪悔過道歉,比加以刑罰重要;而若不認罪悔過道歉,即沒有理由寬免其刑罰。
關于“特赦”、“保外就醫(yī)”、改善處遇等,除了關系到法制規(guī)定,亦涉及不同的民眾各具不同的正義感情;但是,要不要認罪悔過道歉,則只是決定于陳水扁一人的方寸之間而已。然則,陳水扁為何不能為自己的行為,誠心向臺灣社會認錯懺悔,以取得民眾的原諒寬恕,并表現(xiàn)出自己爭取“特赦”的努力與誠意?卻偏偏要倒行逆施,堅決不認錯悔罪,兀自妄圖“法律”為他一個人曲枉破壞?
“扁案”對臺灣最大的意義,就是“臺灣地區(qū)領導人犯法與庶民同罪同刑”。因而,當陳水扁向“法律”提出種種要求之時,也應反省自己確有無可遁逃的向社會認錯道歉的責任。有了這個領悟,待諸案定讞,或許即有“特赦”的空間;畢竟,解鈴還須系鈴人。
否則,哪一個臺灣地區(qū)領導人能“特赦”一個不認罪悔過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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