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公章救妻”背后的“真問題”

　　5年前下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癥，透析僅半年后，廖某已花光了所有積蓄。為了讓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醫(yī)院公章，并用這個假公章到醫(yī)院給妻子做了將近4年的“免費”透析治療。7月11日，廖某因詐騙罪受審。廖某稱愿意賣房退賠。檢方建議判處其有期徒刑3到10年。（7月12日《京華時報》）

　　自己下崗多年，妻子患尿毒癥，這樣的遭遇無論發(fā)生在誰身上，都會備感無助。想到私刻醫(yī)院假公章為妻子做“免費”透析的“損招”，實屬無奈之舉，廖某對自己身患絕癥的妻子不離不棄，相對于許多“大難臨頭各自飛”的情景，如此行為雖然違法，但卻讓人感動。只不過在感動之余，“假公章救妻”背后的“真問題”更多地引人深思。

　　首先是法律層面的問題。眾所周知，尿毒癥已成為繼癌癥之后的第二大疾病，其危害性不言而喻，患了尿毒癥的病人必須通過透析治療才能活命。廖某5年前就下崗位，靠低保維持生活，平時開摩的拉活賺點生活費，經濟十分拮據，面對患尿毒癥的妻子，實在走投無路，這才想到私刻醫(yī)院公章做“免費”透析。從這個角度說，廖某主觀上并無惡意欺騙，事情敗露后，檢方建議判處其有期徒刑3到10年，這個量刑標準是否有些過重？按照廖某自己的說法，愿意賣房退賠，認罪態(tài)度較好，法院在判決時能否參照這些因素，從輕判決或者緩期執(zhí)行？或者相關法律條文在修改時能否考慮“救人、無主觀惡意”等因素，讓從輕判決變得有法可依？

　　其次拷問大病救助機制以及社會、慈善救助機制。廖某和妻子作為北京市民，按照北京市2001年下發(fā)的《城市特困人員醫(yī)療救助暫行辦法》，可按照個人負擔醫(yī)療費用50%的額度給予救助，全年個人享受的醫(yī)療救助金額原則上不超過1萬元。全年不超過1萬元，顯然遠遠解決不了透析費用。即使按照北京2010年6月出臺的醫(yī)改新政，可以按新農合報銷55%的比例，但對于重大疾病、特困家庭而言，仍然遠水救不了近火。這個時候，顯然需要大病救助機制的幫助，比如重慶巫山的大病救助補償年最高額可達30萬元，陜西省農村合療大病救助機制看病可以直接報銷90%，這些都能能很大程度上緩解特困家庭患者的經濟狀況。遺憾的是，目前我國還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大病救助制度，只有部分地方進行試點。

　　拋開大病救助機制而言，社會救助、慈善救助的缺失也是一大現實問題。各地都設有紅十字會、慈善會，但是一旦有民眾需大病救助時，卻往往很難申請到資金救助，或者存在申請門檻過高、審批手續(xù)煩瑣等問題，因此，社會救助、慈善救助也應與大病救助機制一樣，需要國家層面的統(tǒng)一規(guī)范，盡早破解大病救助難題。

　　此外，一枚假公章卻做了近4年的“免費”透析治療，很顯然，醫(yī)院、衛(wèi)生部門的監(jiān)管、審查環(huán)節(jié)同樣漏洞百出，倘若這樣的公章不是假的，而是被手握公章的某領導利用，又該如何辨別真假？因此，這同時也折射出一個問題，只認公章不認人的做法是否對公權力的膜拜？類似的情形也許并非只有醫(yī)院才有，其他部門是否同樣存在？盡管廖某出于救人的目的違法，但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必不可少，然而對于監(jiān)管缺失導致巨額醫(yī)療費用流失，是否應該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林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