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夢太空 最亮的中國色彩是“青春”

　　逐夢太空 最亮的中國色彩是“青春”

　　嫦娥神舟團隊年均33歲，北斗團隊年均35歲

　　浩瀚太空再次迎來中國人。6月17日，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3名航天員乘坐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飛向太空，在距離地球幾百公里的高空，他們要組裝建造屬于中國人自己的“太空之家”——中國天宮空間站。

　　從古時萬戶飛天，到楊利偉乘坐神舟五號飛向太空，再到如今的筑夢天宮，中國人探索宇宙的腳步從未停歇。這背后，是一代代擁抱航天夢想的中國人，悄然將青春容顏變成了皚皚白發(fā)。

　　1950年，身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理學院最年輕終身教授的錢學森，為航天報國作出回國的決定，那一年他39歲；2003年，楊利偉乘坐由長征二號F火箭運載的神舟五號飛船進入太空，那一年他38歲；中國首批女航天員劉洋、王亞平飛天時，均為33歲；前不久剛剛宣布圓滿成功的中國首次火星探測天問一號任務，80后、90后青年更是其中的主力軍……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航天報國的嫦娥團隊、神舟團隊平均年齡是33歲，北斗團隊平均年齡是35歲。

　　在逐夢太空的征途中，青春成為中國航天最亮麗的色彩之一。如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前局長所感慨的那樣，“中國航天最厲害的，不是它取得的像載人航天工程這樣的巨大成就，而在于它所擁有的一大批年輕科學家和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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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chuàng)業(yè)

　　1970年4月24日，長征一號運載火箭將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wèi)星東方紅一號發(fā)射升空，一首《東方紅》樂曲響徹寰宇，拉開了中國人探索宇宙奧秘的序幕。

　　長征一號點火發(fā)射的那天夜里，陳克明是最后一批從發(fā)射塔架上撤離的人，這位中國航天科工六院參與長征一號第三級固體火箭發(fā)動機研制的功勛設計師，要對固體發(fā)動機進行最后的檢查。那一年，他34歲。

　　要發(fā)射173公斤的東方紅一號衛(wèi)星，離不開運載火箭提供的強勁動力。1965年，一群年輕人毅然來到內(nèi)蒙古的戈壁荒灘上，開始了我國固體火箭發(fā)動機的拓荒。這其中，就包括陳克明。

　　研制初期技術(shù)不成熟，常會遇到發(fā)動機故障甚至劇烈爆炸的危險情況。陳克明記得，當時一共進行了19次試車，其中前面13次均以失敗告終。

　　“回顧過去，航天事業(yè)確實是創(chuàng)業(yè)維艱，特別是固體動力事業(yè)，白手起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粗到精，直到躋身于國際前列，走過了一段非常艱苦的歷程�！标惪嗣髡f。

　　他參加了這一型號的研究、設計、試制、試驗直至發(fā)射飛行試驗的全過程，“整個過程下來我無比自豪，這讓我同祖國的航天事業(yè)結(jié)下不解之緣，畢生難忘�！标惪嗣髡f。

　　他至今記得，1970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部分研制人員受到中央領(lǐng)導接見的場景：錢學森、任新民、孫家棟、戚發(fā)軔，以及他本人在內(nèi)的17位東方紅一號任務研制人員，在那晚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我們一上來就被直接領(lǐng)到城樓西側(cè)，雖然給每人安排了座椅，但大家沒有一個落座的，都被廣場上那紅火熱鬧的場面所吸引，燈火璀璨，人山人海，喜慶的鑼鼓聲和嘹亮的歌聲此起彼伏，響徹云霄。”陳克明說。

　　同樣是那一晚，作為中國航天科工六院子弟的楊世杰，從父母的話語中得知發(fā)射東方紅一號衛(wèi)星的消息：那天中午，一向“摳門兒”的父親，從扁扁的錢夾子中捏出1元錢給他：“買三掛小鞭炮，你們兄弟仨一人一掛，晚上咱們的東方紅一號衛(wèi)星飛過來時放。”

　　大約晚上8點，天上的星星和月亮被云團遮擋得嚴嚴實實。楊世杰記得，大家小聲嘀咕著：烏云能擋住衛(wèi)星嗎？衛(wèi)星飛過來時能看到嗎？就在這些十三四歲的少年擔憂時，不知誰說了一句“登高遠望”的提議，七八個人便上了楊世杰家所在的家屬區(qū)北邊的土山坡上。

　　不知又過了多久，從山坡下傳來一聲又一聲呼喚他們回家的聲音。楊世杰記得，大家一邊戀戀不舍地往回走一邊說，天上的衛(wèi)星一定會看到他們的，因為他們站在高高的山坡上，因為他們身旁有一堆熊熊燃燒的火焰。后來，這些年輕人中，有不少接過父母的衣缽，成為新一代的航天人。

　　扎根

　　今年，有著41年黨齡的老黨員、77歲的中國航天科工六院46所研制專家楊佩娟在整理過去留下來的東西。一封錢學森給她寫的信又一次拿在手上：“楊佩娟同志，你的來信已經(jīng)收到了……只要堅持在工作中學習，我相信你一定能很快勝任目前的工作，并且作出自己的貢獻�！�

　　楊佩娟第一次拿到這封信是在1966年，那一年，她22歲，剛工作沒多久的她給錢老寫信訴說自己的困惑：自己大學所學專業(yè)與工作內(nèi)容對不上，怎么辦？

　　1965年，我國首個固體火箭發(fā)動機研究院——七機部第四研究院(現(xiàn)中國航天科工六院前身)搬遷到了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呼和浩特市，建立起了新的研發(fā)生產(chǎn)基地。也是這一年，楊佩娟大學畢業(yè)，離開上海來到七機部第四研究院。

　　畢業(yè)后分配工作單位時，楊佩娟有不少選擇，但她決定去內(nèi)蒙古：“哪里最艱苦，哪里最需要我，我就去哪里�！睆拇�，她扎根在塞北，再也沒有離開。

　　“前幾天沙塵暴，好多人都第一次見那種場面，但我都習慣了。”楊佩娟說。當年她剛到內(nèi)蒙古時，也是看著滿天的黃沙瞪大了眼睛，“從上海到內(nèi)蒙古，像是兩個世界”。

　　在上海，楊佩娟家住在靜安區(qū)南京西路的張園，現(xiàn)在“流金淌銀”的南京西路當時也是上海最繁華的地段之一，張園弄堂的石庫門上雕著西式雕花，她上學路上會路過戲院、電影院、舞廳……來到內(nèi)蒙古后，大家總叫她“上海姑娘”。走在泥地里，楊佩娟動不動就“啪”地摔一跤——來內(nèi)蒙古前，她甚至沒怎么走過土路。

　　但生活上有多苦，楊佩娟都不在乎。她來到內(nèi)蒙古，想用自己所學為國家作貢獻，卻發(fā)現(xiàn)使不上勁——自己的專業(yè)跟實際工作需要不對口，這讓她十分著急。迷茫中，她便給錢學森寫了一封信，訴說自己的苦惱，沒想到竟然收到了回信。

　　錢學森在信里說：“我們在大學里所學的那一點東西，比起事業(yè)的需要來，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識點只有在實際工作中才能學到……”

　　上大學時，楊佩娟非常敬佩學校里的老師：“他們怎么能做得那么好，給 　國家給人民作那么大的貢獻，我能像他們一樣嗎？”現(xiàn)在，這個問題有了答案。扎根塞北草原50多年，楊佩娟的青春年華都寫在了這里，她本人也成為我國航天固體動力事業(yè)分析測試領(lǐng)域?qū)＜摇?/p>

　　“ 人活在世上得有一定的價值，能力是有大小的，我想，我把我的 價值充分發(fā)揮出來了�！睏钆寰暾f。

　　傳承

　　如果說老一輩親手編織了中國航天的“搖籃”，作為“航二代”的王文斌，則見證并參與了中國航天二次創(chuàng)業(yè)的輝煌。

　　上世紀60年代初，航天事業(yè)急需大量技能人才的加入，憑著嚴格“政審”關(guān)的章章紅印和一手過硬的鉗工技術(shù)，特別是黨員這一“名片”，王文斌的父親調(diào)入北京航天科技一院，成為航天事業(yè)的一員。

　　“常聽老人說，這一輩子最不悔的追求就是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做的最正確的事就是投身航天事業(yè)。這兩件事是老人這一輩子值得榮耀和留下滿滿回憶的事。”王文斌說。

　　當一紙調(diào)令遞到眼前時，老人二話不說，全家五口搬遷北上，于上世紀70年代初來到內(nèi)蒙古，加入塞外航天建設大軍隊伍。從在北京住三層有暖氣的樓房，到住在靠自己生火取暖的磚土混合平房，從能夠吃到限供的大米白面到天天吃限供的玉米面及雜糧。

　　在王文斌的印象中，土豆、白菜、胡蘿卜是四季中最難忘的菜品，父母親在空余時間還開墾了一塊自留地，種些應季的蔬菜，才有了些口味的變化。王文斌在北京出生，在南苑東高地“四小”上學，來到內(nèi)蒙古，由于子弟學校課程不全，有時課本都不能及時發(fā)放，讓他的小學時光“放飛”了好幾年。

　　提到這些事，王文斌曾經(jīng)問過父母，從首都北京舉遷到塞外呼和浩特，后悔嗎？老父親說道：“那時候不知道啥叫后悔，黨叫干啥就干啥，這也是事業(yè)的需要�！闭f這些話時，父親表情嚴肅、態(tài)度堅決，王文斌就是在這樣的潛移默化中成長起來。

　　后來，軍校畢業(yè)的王文斌，轉(zhuǎn)業(yè)回到內(nèi)蒙古基地，踏上了“航二代”的航天建設之路。如今的他，也即將步入花甲之年，很快就要離開這份從事了30年的航天事業(yè)，老父親還健在，他也可以親口告訴父親，自己無愧“航二代”的身份。

　　這樣的傳承，既在一個家庭上演，也在一個單位、一個地區(qū)乃至整個航天領(lǐng)域上演。有時，在領(lǐng)取一些重要獎項時，中國航天科工的科技領(lǐng)軍代表都不露面。許多的“張總師”“王總師”“劉總師”在公眾面前仍然默默無名�；蛟S幾十年之后，他們才能夠為世人所知，就像今天人們知曉錢三強、鄧稼先、于敏、程開甲等老一輩軍工人幾十年前的事跡。

　　從半世紀前東方紅一號衛(wèi)星升空，到神舟五號飛船實現(xiàn)中國人飛天夢，再到嫦娥一號開啟中國探月之旅，不同時代的熱血青年投身航天、挑起大梁，鏗鏘有力地訴說著“為國鑄劍”的壯志雄心。

　　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 邱晨輝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