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說,金融海嘯發(fā)生以來,兩岸均承受了相當大的打擊,特別是以外貿為導向的產業(yè)受害最深。這說明依賴在本質上的不確定性,外部因素往往決定了產業(yè)的榮枯。若就此而論,不論兩岸或臺灣的經貿若要降低風險,就該排除外部依賴和影響,但處在全球化時代的浪潮當中,這無異是神話。
再以臺灣外向型的經濟格局論,要擺脫依賴幾乎不可能,而這也是最冷酷的現(xiàn)實。且不論就任何一個方面觀察,從天然資源的匱乏到高新科技領域的整體競爭條件不足,臺灣反過來應該慶幸,若非擁有一個以外貿為導向的經濟格局和長期的積累,臺灣人民又從何擁有乃至享有今天的生活水平?
且若非大陸領導人堅持改革開放政策穩(wěn)定不變,讓臺商有機會大舉進入沿海經貿特區(qū),創(chuàng)造了年近1000億美元的出超優(yōu)勢,臺灣又從何享有過去20幾年的經濟榮景。的確,臺灣以外貿為導向的經濟格局對大陸愈見依賴也是事實,也正為如此,臺灣的國際貿易賬本才得以收支平衡,且有巨額外匯存底。
是以江丙坤的依賴論不過點破了一個事實,以及臺商所以會作出前進大陸的選擇。
社論說,前瞻兩岸經貿發(fā)展的可能空間,江丙坤直接點出臺灣方面應該思考與大陸建構經濟性合作協(xié)議的可能,透過免稅互惠,維持臺商商品競爭力。同時寄望臺商能夠提升技術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讓產業(yè)得以繼續(xù)往上升級,認為臺商能保持競爭優(yōu)勢就不用擔心過度依賴大陸的危險。
然而我們在此要指出,臺商的問題和兩岸經貿以及由此衍生的依賴問題不可也不必一概而論。再換一個角度言,臺灣經濟依賴大陸未嘗不可視為這原是一體之內的問題,而非外部問題。首先兩岸本在同一個文化圈內,非僅是大中華經濟圈而已。就是因為在同一個文化和經濟圈內,不論價值觀和基本思維的傳達,遠較外商更能有效溝通,且正因為是臺商從政策的取得到租稅減免均享有特殊的優(yōu)惠,這些都是臺商當初選擇投資大陸的基本考慮。
要看重的反而是臺灣對美國和對日本的經貿依賴應如何對待,有無對策,美國和日本因應金融風暴會否祭出保護主義,更有必要保持警戒,最好的辦法莫若積極增強競爭體質,提升應變能力,而這又談何容易。依賴大陸市場,前進大陸市場,借重大陸市場,蓄積實力轉而面向全世界,應是臺商共同的愿望。
社論最后說,今天既得嚴肅面對金融風暴,更得樂觀兩岸經貿發(fā)展,前者是一場事關臺商生死存亡的考驗,整體競爭力決定了存活率;后者則有待兩岸經貿的合作機制持續(xù)擴大和有效運作。面對“中國崛起”的命題,臺灣應樂見其成,并同步搭上順風車,與其因區(qū)隔而有依賴與否的遲疑,不若視同經濟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