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債危機愈演愈烈之際，惠譽終于調降日本主權評級至A+，這也是2011年惠譽將日本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wěn)定”下調為“負面”的再次行動。

　　此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警告稱，市場對財政可持續(xù)性的擔憂可能引發(fā)日本政府債券收益率“突然飆漲”，這可能會“迅速”令債務不可持續(xù)，并撼動全球經濟。217%、232%、277%，這是日本在2009年、2012年以及2016年，其公共債務相對于其名義GDP的占比，日本正在債務重壓下逐漸下沉。橫向比較看，無論是債務總額與GDP之比、財政赤字與GDP之比，還是國債依存度，目前日本都處于發(fā)達經濟體的最差水平，這也是惠譽將降級的矛頭直指日本的直接原因。

　　日本財務省和日本銀行資金循環(huán)統(tǒng)計表明，截至去年底，包括國債、借款和政府短期證券在內的日本國家債務總額共計919.1511萬億日元，創(chuàng)歷史最高紀錄，達到GDP的兩倍。以人口計算，平均每個日本人負擔721.6萬日元。

　　更為嚴峻的是，日本在依賴發(fā)債的赤字財政中越陷越深，在過去20多年里，日本國債平均每年以40萬億日元的速度增長。財政支出進一步擴大，但稅收缺口卻越來越大。在2011財年(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預算案中，日本政府確定財政預算為92.4萬億日元，成為迄今為止日本最高的國家預算。外界預計，日本在該財年的財政稅收約為40.9萬億日元，比2010財年增加約3.5萬億日元；但與此同時，新發(fā)國債規(guī)模達44.3萬億日元，繼2010財年之后，再次超過稅收水平。日本長期靠“新債補舊債”，不僅讓債務越滾越大，也讓國債總額和國債依存度屢創(chuàng)新高。

　　不過，日本面對如此龐大的債務壓力，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緩沖。一是日本是世界最大債權國和第二大外匯儲備國。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日本已連續(xù)第21年位居世界第一大債權國，日本政府、企業(yè)和個人擁有的對外資產達583萬億日元。與此同時，日本為全球第二大外匯儲備國，日本財務省5月9日公布的4月底外匯儲備余額為12895.42億美元，環(huán)比增加8.39億美元，近3個月來首次增加，龐大的外匯儲備也可以形成債務緩沖。

　　二是債務結構的特殊性。日本主權債務具有內部消化的特點，日本國內剩余資金規(guī)模龐大，國債的93%都是國內金融機構和個人投資者持有的，日本擁有近12萬億美元的國民儲蓄和1400多萬億日元個人金融資產，債務融資能力較強。

　　三是相對其他高債務風險國家，日本債務負擔較輕。日本央行通過購買日本國債的“量化寬松”政策為日本政府債務融資，推行赤字財政需要長期維持低利率水平，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國債收益率低使債務負擔較低。

　　盡管短期內，日本尚有“喘息”機會，但內外緊張形勢可能使日本債務狀況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并不排除債務惡化加速到來的可能性。根據日本內閣府發(fā)表的“中長期經濟財政測算”報告，如果不進行稅制改革，實施財政調整計劃，到2020財年，日本國家和地方的基礎財政收支將出現(xiàn)23.2萬億日元赤字，國家和地方的債務總額將增加到1238萬億日元。

　　從債務可持續(xù)性的角度看，盡管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很低，但是在越來越大的基數和復利影響下，2008年度日本政府國債還本付息為9.3萬億日元。2011年國債還本付息支出達到了21.5萬億日元，日本政府債務負擔越來越重。此外，歐債危機和日元升值使長期低迷的日本經濟更加疲弱，個人資產增長乏力，日本國民儲蓄率已從1998年的10.5%下降到目前的3%左右，IMF預計，幾年之內日本儲蓄率由正轉負的趨勢不可避免，資本與負債的缺口會越來越大，該國靠國民儲蓄支撐債務模式難以為繼。

　　而更重要的是，現(xiàn)在歐債危機風聲鶴唳，一個債務占GDP高達兩倍的國家發(fā)行的國債必定不被視為安全資產。脆弱的市場對日本財政可持續(xù)性的擔憂可能會導致日本國債風險溢價突然飆升。一旦因為降級而導致日本國債收益率激增，則資本損失可能將促使市場參與者將對外頭寸快速去杠桿化，從而引發(fā)新一輪資本回撤。